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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赌博网信誉查询 「原创」中国工会的职能转变:从企业利益协同到职工权益维护

2020-01-11 15:47:47 615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劳动力市场发展,中国劳动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企业与职工成为相互独立的利益主体。不过,也有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工会能够维护职工权益,只是行政建制削弱了工会的这一职能。在劳资纠纷中,这些工会在主观上也势必成为企业利益的协同者。命题1:伴随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工会强化了维护职能,改善了职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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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赌博网信誉查询,靳卫东*1崔亚东2

1青岛大学经济学院

2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近期伴随劳资纠纷的快速增长,中国工会的职能定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基于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的最新实践,文章使用文本分析、干预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等方法,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论证了工会的职能及其转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工会确实发挥了维护职能,显著改善了职工权益;第二,工会已经发生了职能转变,不再表现为企业利益的协同者,而是实现了向劳工组织的角色回归;第三,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调整,行政建制可以推动工会改变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是工会职能转变的原因而非障碍。因此,加强党和政府对工会组织的领导,有利于发挥工会的维护职能进而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关键词:工会维护职能企业利益职工权益

jel:j51,j53,d33

一、引言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企业和职工的利益高度统一,工会不需要作为职工权益的代表,其维护职能自然会被弱化。由此,中国工会逐渐演变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参见《中国工会章程》总则)。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工会组织,中国工会隶属于政府机构,具有鲜明的行政建制特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劳动力市场发展,中国劳动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企业与职工成为相互独立的利益主体。那么,中国工会也理应随之向劳工组织的角色回归,以维持劳资关系的平衡。但是,行政建制阻碍了相关制度改革,工会角色回归的滞后产生了一些“空壳工会”和“伪工会”[1]。

不过,也有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工会能够维护职工权益,只是行政建制削弱了工会的这一职能。工会的行政建制会产生一个悖论:一方面,工会不再单纯依靠职工动员能力,而能够借助其在党政系统中的合法地位,获得“自上至下”授予的权威(乔健,2008);另一方面,工会的首要任务不是维护职工权益,而是履行政府职责,所以具有了多重角色定位(陈维政等,2016)。显然,前者有利于强化工会职能,后者却削弱了工会对职工权益的维护。那么,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定时期,为了完成上级安排的经济建设任务,中国各级工会常常把维护职工权益作为手段,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行企业生产(刘泰洪,2011;陈维政等,2016)。这种职工权益维护服务于企业生产的工作模式,在客观上使工会表现为企业利益的协同者(李文贵,2014;单红梅等,2014)。

另外,与其他国家“自下而上”组建工会的方式不同,很多中国工会都是依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建立的。特别是,近年来,为了落实“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有工会”的工作方针,在行政力量主导下,很多企业工会建设出现了严重的指标化、数字化和形式化倾向,导致企业经营者过度介入工会管理,产生了一些“老板工会”(常凯,2013;杨正喜,2014)。在劳资纠纷中,这些工会在主观上也势必成为企业利益的协同者。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伴随中国工会发展,企业生产高速增长,甚至明显超过了职工利益的增速(单红梅等,2014)。这就验证了上述有关工会是企业利益协同者的判断。

事实上,本文认为,“空壳工会”、“伪工会”和工会无用论均忽视了近期中国密集出台的大量改革措施,从而产生有关工会职能的错误判断。十六大以来,中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民生问题逐渐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徐世勇等,2014)。在劳动关系领域,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保障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工会在其中的作用被寄予厚望(yao & zhong,2013)。这时,行政建制有利于推动工会改革,加快改变工会的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所以很可能成为工会职能转变的原因而非障碍。

因此,基于中国工会改革实践,本文试图做出以下贡献:第一,通 过政治经济制度、工会实践和政策文本分析,从理论上探究工会的职能及其转变;第二,不同于大量文献基于某一地区或行业的调查数据分析,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来检验工会的职能定位,避免样本选择的系统性偏差;第三,使用干预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来解决样本选择偏差等内生性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证伪工会的企业利益协同论,为工会职能转变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

二、工会职能转变的理论分析

受行政建制约束,中国工会的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甚至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定时期,工会常常表现为企业利益的协同者。不过,目前随着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调整,行政建制有可能成为工会职能转变的原因而非障碍,可以推动工会尽快向劳工组织的角色回归。

(一)工会维护职能的增强

早在党的十六大,中国就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而解决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然后,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把“社会和谐”写进了《党章》。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指出,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17年党的十九大重申,“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可见,随着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社会利益变化,党政部门的工作重心逐步调整,正从重点关注经济建设向民生问题转移(徐世勇等,2014)[2]。

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调整,中国工会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改革[3],并且随着大量改革措施的密集出台,有调查资料显示,近五年职工对工会工作总体满意,这与早期职工对工会的严重不信任有着明显差别(吴建平,2018),说明工会已经发生了重要改变[4]。另外,图1也显示,近年来随着工会规模的持续扩张,以受理劳资纠纷的占比来衡量,工会的维护职能迅速增强。因此,针对“空壳工会”和工会无用论,本文可以得出以下命题。

命题1:伴随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工会强化了维护职能,改善了职工权益。

[1]基于特定时期中国工会的具体实践,人们常常使用“空壳工会”来形容工会的维护职能缺失,使用“伪工会”来描述工会的非劳工组织特征,同时使用“老板工会”来反映工会对企业利益的保护以及企业经营者对工会的实际控制和影响。

[2]这种工作重心调整在有关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历史表述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党的十六大要求“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七大和十八大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而十九大明确提出“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等等。

[3]从2001年第一次修订《中国工会章程》,到2014年出台《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工会建设的意见》,中国共发布了355项涉及工会组织的法规、意见、通知、规划和条例,其中2008年以后就实施了239项政策改革。

[4]根据全国总工会开展的中国职工状况调查,1992年56%的职工认为工会没有履行职责,1997年53%的职工对工会评价不高,2002年当遇到困难时首先向工会求助的职工占比仅为14.9%(吴建平,2018)。显然,早期工会没有充分维护职工权益,职工对工会的信任度很低。

(二)工会职能定位的转变

借鉴taylor et al(2003)、chen(2010)和徐世勇等(2014)的研究,中国职工权益维护是内嵌于政府、工会、企业和职工四方主体的互动实践之中。为了辨析工会职能定位的变化,本文建立了一个四方主体模型,如图2所示。

首先,受限于行政建制,中国工会的职能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党政部门外生决定(徐世勇等,2014;陈维政等,2016)。那么,如前文所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定时期,为了完成党政部门安排的经济建设任务,工会常常将维护职工权益作为手段,在客观上表现为企业利益的协同者[1],如曲线s1上a点所示。不过,近年来,随着党政部门的工作重心调整,工会逐步向劳工组织的角色回归,其职能定位由a点移动到了b点。

[1]在劳资纠纷中,党委与政府对于罢工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为了维护地方稳定、保护投资环境,政府通常会首先站在资方一边,但最终又会理解党委意图,采取积极措施,协调劳资矛盾(徐世勇等,2014)。所以,此处党政部门的立场,是汇总了党委和政府双方意见而以党委意见为主。

其次,中国工会的职能作用不是单向的,而是存在因果内生性(姚洋、钟宁桦,2008)。一方面,长期以来,工会干部的选拔、提升和工资报酬普遍受制于企业管理者(易定红、袁青川,2015);另一方面,工会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决定于职工认可,受制于职工参会行为。所以,企业利益和职工权益都能对工会职能产生反向因果作用。

最后,职工权益与企业利益是相互矛盾的。如前文所述,工会维护职工权益,可以换来职工的努力工作(王永丽、郑婉玉,2012),扩大企业创新投资等(李文贵,2014),从而能够提高企业生产率。但是,一般认为,职工权益维护仍然有可能降低企业利润。这也是判断工会职能转变的重要标准。综合上述三方面内容,针对“伪工会”的错误论断,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2:服务于党政部门的工作重心调整,中国工会不再表现为企业利益的协同者,而是实现了职能转变,成为职工权益的维护者。

(三)工会职能转变的原因

随着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重视,为了更好地完成上级安排的中心任务,中国工会必然会改变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从2001年到2014年,按照时间顺序,本文收集整理了685份工会文件资料,然后使用文本分析法,从制度层面考察了工会职能转变的原因。

1.工会工作模式的调整

根据《中国工会章程》(2003,2008,2013)以及中国工会第十四、十五和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工作要点[1],本文挖掘出有关工会工作任务的文字描述。2003年《中国工会章程》要求“努力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2008年这一要求被调整为“促进”多目标的实现,而2013年“生态文明建设”也被加入到工会工作目标。可见,工会组织的经济建设任务被逐步削弱和淡化。与之相对应,有别于2003年、2008年《中国工会章程》提出“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以及要求“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2013年则进一步强调了“完善社会主义劳动法律”,依法维权。显然,在工会工作中,维护职工权益被放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同样,在三次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上,2003年的工作要点包括“团结动员广大职工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08年的工作要点调整为“劳动就业、收人分配、社会保障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问题”;2013年则进一步要求“服务职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健全、提升“参与劳动关系协调、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的机制和能力”。所以,对于工会来说,淡化经济建设任务而增强维护职能的趋势十分明显。由此可知,维护职工权益逐渐成为工会的主要任务,工会的工作模式必然随之调整。

基于现有的工会文件资料,本文使用关键词——“职工”和“企业”的出现频次作为衡量指标,分别来反映职工权益与企业利益在工会制度改革中的受重视程度。那么,如图3中实线所示,两者的比值大体反映了工会的工作模式变化。很明显,以2008年为界,相对于企业利益,职工权益受到越来越多地重视。这印证了图1中工会维护职能的变化,也说明在“资强劳弱”的条件下,工会不可能再成为企业利益的协同者。

[1]基于《宪法》、《工会法》和《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中国工会章程》是由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规定工会组织性质、行动纲领以及权利义务等内容的规章,是处理工会事务的基本准则。适应于中国劳动关系发展,《中国工会章程》历经三次修改,2003年修改了15处,2008年修改了28处,2013年修改了31处。根据这些修改,本文从制度层面梳理了工会的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调整。

2.工会组建方式的调整

面对快速增长的劳资纠纷,强化基层工会建设一直是工会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工会章程》的历次修订中,2003年第二十五条规定各类企事业单位都要建立工会,2008年第十二条规定“上级工会可以派员帮助和指导用人单位的职工组建工会”;2008年提出,“社区和行政村可以建立工会组织”,2013年又增加了有关女职工会员和委员的要求。并且,2003年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将“加快工会组建步伐”作为工作要点。只是,在行政力量主导下,各级工会通常采用“自上而下”层层分解指标和限期包干的方式推动此项工作,导致基层工会建设严重受制于企业经营者(常凯,2013)。为此,提高工会的自主性和代表性逐渐成为相关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2008年《中国工会章程》(修订案)第二十五条规定,基层工会可以“依法取得社团法人资格”;第二十六条规定,工会代表大会能够“撤换或者罢免其所选举的代表或者工会委员会组成人员”。同时,2008年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提出,“在工会组织迅速发展、会员人数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工会的组织体制、运行机制、活动方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要求“工会干部联系职工群众”,提高工会的代表性和凝聚力;2013年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在基层组织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基层工会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凝聚力有待提升”,“少数工会干部脱离职工群众”。这些政策改革和工作要求,必然会改变工会组建方式,抑制企业经营者对工会的控制和影响。

在众多工会文件资料中,本文使用关键词——“企业行政”的出现频次来反映企业对工会的控制和影响,使用关键词——“自主”的出现频次来衡量工会的自主性和代表性[1]。那么,两者的比值就基本体现了工会的组织性质及其所要求的组建方式调整。如图3中虚线所示,近年来企业行政对工会的控制和影响逐步下降,工会的自主性不断提高。同样,在图1中,2008年以后工会的会员数量增长缓慢而维护职能显著增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工会的组建方式变化,说明工会正在向劳工组织的角色回归。因此,针对企业利益协同和“老板工会”的错误论断,本文得出以下命题。

命题3:工会的工作模式与组建方式调整,推动了工会职能转变,使其成为职工权益维护者而非企业利益协同者。

总之,针对“空壳工会”、“伪工会”和“老板工会”以及工会无用论和企业利益协同论等错误论断,本文从政治经济制度、工会实践和政策文本出发,论证了中国工会的职能及其转变,并由此归纳出了三项命题。检验这三项命题,就可以为上述理论分析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

三、检验方法与数据说明

如前文所述,工会维护职工权益会提高职工加入工会的积极性,所以在工会职能与职工权益之间存在因果内生性。还有,职工维权意识和企业守法意识的增强,会导致共同驱动因素所产生的内生性。另外,职工是否加入工会并非随机,而是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李明、徐建炜,2014;魏下海等,2015)。同理,工会职能与企业利益之间也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和遗漏变量等所产生的内生性。为此,本文采用干预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检验工会对职工权益和企业利益的影响,并由此判断工会的职能及其转变。

(一)检验方法

1.干预效应模型

为了解决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共同驱动因素所产生的内生性,本文借鉴单红梅等(2014)、李明和徐建炜(2014)以及魏下海等(2015)的研究,使用干预效应模型来检验工会职能,具体估计方程式为:

[1]选择这两个关键词,是因为基层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时,往往与企业行政形成对立(参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01))。比如,工会必须“代表职工与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方面签订集体合同或其他协议,并监督执行”(参见《中国工会章程》(2003))。

在工会建设密度方面,第一,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职工是否加入工会将受到他人行为选择的直接影响,而加入工会的职工占比可以充分反映其他人的普遍行为选择。第二,基于工会的行政建制,企业是否组建工会以及职工是否加入工会,都直接受制于县(区)层面劳工制度,而加入工会的职工占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工制度的建设情况。第三,职工维权意识和企业守法意识体现了地区法制环境,可以影响企业是否组建工会以及职工是否加入工会,这种法制环境在加入工会的职工占比中也会有所呈现。另外,熟人社会、劳工制度建设和法制环境都属于地区制度因素,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皆是独立于职工个体的劳动权益。同样,在工会作用强度方面,认为工会有帮助的职工占比,能够充分反映工会的维护职能。而受行政建制约束,如图2所示,工会的职能定位外生决定于上级党政部门,基本不与职工个体的劳动权益相关。所以,以县(区)层面加入工会的职工占比和认为工会有帮助的职工占比为衡量指标,工会建设密度与工会作用强度的交互项可以作为工会维护职能的工具变量。

另外,在工会维护职能检验中,县(区)层面加入工会的职工占比和认为工会有帮助的职工占比的交互项,基本也可以通过相关估计方程针对工具变量的检验,包括弱工具变量检验和不可识别检验等。

3.变量设置

为了检验工会对职工权益和企业利益的作用,本文分别选择职工的工资收入、工作强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是否参加社会保障以及企业利润作为被解释变量[1],同时分别使用职工是否加入工会和企业是否建有工会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另外,为了避免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其他变量对职工权益和企业利润的影响,本文还将职工个体特征、企业特征和地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引入估计方程:

职工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状况、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政治面貌、户籍类型、技能水平、工作经验以及工作职务等(孙中伟、贺霞旭,2012)。一般认为,男性、健康、拥有城镇户籍和专业技能、经验丰富、职务较高的职工更容易加入高利润企业,更有可能签订劳动合同,具有更高的工资收入,能够获得各种社会保障,并且也更易于参加工会。

企业特征,主要是指职工所属企业的产业类型。一方面,在第二、三产业中企业更有可能建立工会,其职工权益也可以得到更好地维护(孙中伟、贺霞旭,2012);另一方面,在不同产业中企业利润也可能存在差别。

地区特征,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的区域层级归属。相对于落后地区的基层企业,经济发达地区大城市中的企业具有更好的制度环境,预期企业利润更高,而工会的维护职能也更为显著(卿石松、刘明巍,2014)。

(二)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hina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以此为基础,为了检验工会的维护职能,本文选择加入工会与未加入工会的职工样本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可以有效解决样本选择的系统性偏差。同时,为了减小测度误差,按照“在访问过程中被访者是否应付”的问题选项,本文对研究样本重新进行了筛选,共得到了11241个职工观测值。

另外,如前文所述,在企业利益分析中,本文使用clds数据库,选择所属企业建有工会与没有建立工会的职工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地(市)层面企业利税人均值与职工样本相匹配,以此作为职工所属企业的利润水平。

《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要求,工会必须“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显然,这里的维护对象不仅包括工会会员,而且也涵盖了其他没有加入工会的职工。所以,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工会对职工权益的维护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孙中伟、贺霞旭,2012;易定红、袁青川,2015)。那么,在职工权益分析中,直接使用是否加入工会作为解释变量,会把很多享受到工会保护而没有加入工会的职工统一划归为非工会会员,这就大大低估了工会的维护职能。另外,基于工会组织的行政建制,“自上而下”的工会组建方式使很多工会会员存在自愿加入与非自愿加入工会的区别。直接以是否加入工会作为解释变量,也会把非自愿加入工会的职工全部划归为工会会员,从而低估工会的维护职能。因此,为了提高估计精度,本文将职工样本划分为四组,分别是自愿加入与非自愿加入工会的会员,以及所属企业建有工会与没有组建工会的非工会会员,如表1所示。

[1]在职工权益分析中,根据近年来劳工集体行动的典型案例,结合《劳动合同法》、《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等政策文件,本文梳理出企业职工的主要利益关切,选择工资收入、工作强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以及是否参加社会保障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根据clds数据库的问卷设置,工作强度是依据“整天工作对我来说确实压力很大”的选项,把“每天都出现”赋值为3,“一周数次和一月数次”赋值为2,“一年数次或更少及从不出现”赋值为1;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采用0-1虚拟变量来衡量。

首先,无论是工资收入和工作强度,还是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加入社会保障,工会会员的权益都得到了更好地维护。并且,与所属企业没有组建工会的职工相比,自愿加入工会的职工其权益维护的最好,非自愿加入工会的职工次之。这不仅证明了工会作用的正向“溢出效应”,也初步验证了工会的维护职能。其次,在工会会员中,自愿加入工会的职工占比为41%。这说明,工会的自主性和代表性仍然较低。而自愿加入工会的职工具有明显地维权优势,也说明提高工会的自主性和代表性确实有利于发挥工会的维护职能。这就从侧面印证了前文有关工会组建方式影响工会维护职能的判断。再次,除了职工权益差别,在职工个体特征和企业特征方面,工会会员与非会员之间也存在明显不同。如果职工是中共党员,拥有城市户籍,具有专业技能和较高职务,而且所属企业为第三产业,那么他们将更容易加入工会。最后,四组职工样本相比,其所属企业的利润水平也有显著差别。自愿加入工会的职工,其所属企业的利润水平较高,而非自愿加入工会的职工所对应企业以及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其利润水平都较低。按照前文分析,上述内容都表明,本文研究样本确实存在选择偏差。所以,本文将个体特征、企业特征和地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方程式(1),并使用干预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相关检验,预期可以得到更为精确的估计。

四、工会职能及其转变的实证检验

按照前文理论分析,随着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向民生问题转移,行政建制成为工会职能转变的原因而非障碍。为此,本文检验了工会的职能定位及其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

(一)工会的维护职能

本文使用最小二乘法、干预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分析了2016年工会对职工权益的维护职能,如表2所示。三种回归结果均显示,相对于非工会会员,职工加入工会以后其工资收入将提高、工作强度会降低、更容易签订劳动合同以及获得社会保障,而且这些变化都十分显著。因此,这就证伪了“空壳工会”和工会无用论,验证了命题1,即:目前工会组织确实发挥了重要的维护职能(魏下海等,2015;李龙、宋月萍,2017)。

最后,为了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同时解决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并尽可能保留可见变量的信息,本文使用2014年和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hausman-taylor方法重新估计了方程式(1)。还有,根据孙中伟和贺霞旭(2012)、杨继东和杨其静(2013)以及毛学峰等(2016)的研究,本文选择外来工样本、添加政治关联以及加入性别差异变量,再次对工会职能进行检验。这些分析都证明了工会的维护职能,也验证了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变化在工会职能转变中的重要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寓意

本文研究认为,当前无论是“空壳工会”、“伪工会”和“老板工会”,还是工会无用论和企业利益协同论,这些有关中国工会职能的论断,都有悖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工会制度改革。为此,本文收集整理了大量工会实践和文件资料,使用文本分析法从中挖掘出有关工会职能的文字描述,探讨了政府、工会、企业和职工四方主体实践中工会的职能作用,同时从制度层面论证了工会的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调整,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工会职能转变。然后,基于clds数据库,本文使用干预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了工会的维护职能。研究表明,工会不再是企业利益的协同者,而是实现了向劳工组织的角色回归。另外,本文还检验了工会的工作模式和组建方式调整在其职能转变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为上述理论分析提供了全面的经验证据支持。

因此,目前在“资强劳弱”的条件下,为了强化工会的维护职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这要求:第一,要加强党和政府对工会组织的领导,以加快工会制度改革,持续推动工会的工作模式调整;第二,要借助行政建制的优势,广泛动员职工自主建设工会,以提高基层工会的代表性和凝聚力;第三,借鉴西方国家的工会实践,在强化中国工会维护职能的同时,要鼓励工会积极参与企业管理,以更好的协调劳资矛盾,保护职工长远利益。

参考文献:

[1] 常凯,2013:《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1] chang, kai.2013.“the coll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and improvement of thegovernment's labor policy.” socialsciences in china, no.6: 91-108+206.

[2] 陈维政等,2016:《中国企业工会角色冲突对工会职能作用发挥的影响和对策研究》,《管理学报》第3期。

[2] chen, weizheng,han ren, jiuhua zhu, xirui chen and yuling chen. 2016. “the impact of roleconflicts on chinese enterprise trade unions' performance and relevantimplic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13 (3):315-324.

[3] 单红梅等,2014:《工会实践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管理科学》第4期。

[3] shan, hongmei,enhua hu and huang huang. 2014.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trade unionspractice on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7 (4):33-50.

[4] 李龙宋月萍,2017:《工会参与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基于倾向值方法的检验》,《中国农村经济》第3期。

[4] li, long andyueping song. 2017. “union wage effects on rural migrants: an empiricalanalysis by us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chinese rural economy, no.3: 2-17.

[5] 李明徐建炜,2014:《谁从中国工会会员身份中获益?》,《经济研究》第5期。

[5] li, ming andjianwei xu. 2014. “who benefits from china's trade union?.” economicresearch journal, no.5: 49-62.

[6] 李文贵,2014:《工会、产权保护与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科学学研究》第3期。

[6] li, wengui.2014. “labor union,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r&d investment.”studies inscience of science, 32 (3):374-383.

[7] 刘泰洪,2011:《劳资冲突与工会转型》,《天津社会科学》第2期。

[7] liu, taihong.2011. “labor-capital conflic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e union function.” tianjinsocial sciences, no.2: 85-89.

[8] 毛学峰等,2016:《中国的工会可以降低性别工资差异吗》,《经济学动态》第5期。

[8] mao, xuefeng,jing liu and chewei zhang. 2016. “can chinese trade unions reduce the differencesof gender wage?.” economic information,no.5: 26-36.

[9] 乔健钱俊月,2010:《对民营企业工会建设问题的思考》,《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第10期。

[9] qiao, jian andjunyue qian. 2010.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de unions in privateenterprises.”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china, no.10: 83-87.

[10] 卿石松刘明巍,2014:《劳动合同和工会的权益保护作用——基于cgss2008的经验分析》,《社会学评论》第1期。

[10] qing, shisongand mingwei liu. 2014. “effects of employment contracts and trade unions onlabor rights: evidence from cgss 2008.”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2 (1):57-70.

[11] 孙中伟贺霞旭,2012:《工会建设与外来工劳动权益保护——兼论一种“稻草人机制”》,《管理世界》第12期。

[11] sun, zhongweiand xiaxu he. 2012. “the construction of trade unions and the protection of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grant workers——also on a "scarecrowmechanism".” management world, no.12: 46-60+81.

[12] 王永丽郑婉玉,2012:《双重角色定位下的工会跨界职能履行及作用效果分析》,《管理世界》第10期。

[12] wang, yongliand wanyu zheng. 2012. “analysis of the performance and function effect oftrade unions' cross-border functions under the dual role orientation.” managementworld, no.10: 130-145.

[13] 魏下海等,2015:《工会改善了企业雇佣期限结构吗?——来自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第5期。

[13] wei, xiahai,zhiqiang dong and zhao jin. 2015. “has the trade union improved the employmentterm structure of the company? ——experience evidence from sample surveys of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management world, no.5: 52-62.

[14] 吴建平,2018:《地方工会“以上代下”与基层工会“瘦身减负”——近40年来中国工会改革的趋势与特点》,《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第1期。

[14] wu, jianping.2018. “toward functional division between local and workplace trade unions: sometrends and characters of reforms of chinese trade unions after 1978.” journal of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32 (1):80-99.

[15] 徐世勇等,2014:《中国工人罢工的四方层级解决机制:基于案例研究的一种新诠释》,《管理世界》第4期。

[15] xu, shiyong,xiaoyu huang, lihua zhang and anil verma. 2014. “the mechanism of the solution,made by four parties, to the strike of china's workers: a new explanation oncase studies.” management world, no.4: 60-70+80+187.

[16] 杨继东杨其静,2013:《工会、政治关联与工资决定——基于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文汇》第2期。

[16] yang, jidongand qijing yang. 2013. “trade unions,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wagedetermin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chinese enterprises.” worldeconomic papers, no.2: 36-49.

[17] 杨正喜,2014:《地方工会“上代下”与工资集体协商——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例的研究》,《社会科学》第11期。

[17] yang,zhengxi. 2014. “local union participate in wage negotiations through uprepresent down——the case of nanhai honda.”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no.11: 69-78.

[18] 姚洋钟宁桦,2008:《工会是否提高了工人的福利?——来自12个城市的证据》,《世界经济文汇》第5期。

[18] yao, yang andninghua zhong. 2008. “does the trade union improve the welfare of workers? ——evidencefrom 12 cities.” world economic papers, no.5: 5-29.

[19] 易定红袁青川,2015:《中国工会存在工资溢价吗——基于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的blinder-oaxaca回归分解》,《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2期。

[19] yi, dinghongand qingchuan yuan. 2015. “do chinese trade unions have wage premium——based onblinder-oaxaca regression decomposition of the sample selection biascontrolled.” economic theor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no.2: 31-39.

[20] chen, feng. 2010. “trade unions and the quadripartiteinteractions in strike settlement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201 (201):104-124.

[21] lu, yi,zhigang tao and yijiang wang. 2010. “union effects on performance and employmentrela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economic review, 21 (1):202-210.

[22] taylor, bill,eds. 2003.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u.k: edward elgar.

[23] yao, yang andninghua zhong. 2013. “unions and workers’ welfare in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1 (3):63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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